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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年前,我到东京求学游历,前半年住在栃木県的小山市(家兄的公司宿舍),后来为了通车考量,经由好友介绍,在杉并区的阿佐谷找到了一间木结构公寓,总算有安居的处所。因为这地利之便,半年后,我就有较多机会到神保町古旧书街找书了。有时候若时间充裕,我必定会绕到铃兰街里的「内山书店」和「东方书店」浏览一下。因为那两家书店的书柜上,贩售许多中国出版的日本文学翻译书籍。当时,我仍然热衷于蒐集这类的中译本,所以到那里巡视往往有意外的收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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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我印象所及,当时,从中国进口到东京这种专门书店的日本文学译本,每本售价不菲,约莫人民币定价的二十三倍之多。不巧的是,我那时候的经济状况糟得很,每天必须维持打工八小时,生活的木舟才能免于破漏。但是我心想,既然这些书籍有助于我在翻译方面的精进,并可多了解日本左翼文学的发展,我没有藉口不买下的,错过这一次,我将来必定追悔莫及的。再说,这种物质的困境倒不难解决,平常若省吃俭用些,就能多余些钱来买书。在那之后,时间也支持和证明我当初的决定。

与现今的情况相反,那时在东京中国书店购得的简体书,即便这是与政治或意识型态无关的日本文学的中译本,依照当时中国国民党禁绝简体书的规定,它们是不能带回台湾的。也许,许多台湾知识人还有印象,一九八〇年代中期,愈是被国民党政府严令禁绝的政治思想的简体书,就愈吸引着思想左倾的台湾知识人的求索。

不过话说回来,阅读此类的书籍,必须承担很多风险,甚至被关进牢狱,哪怕那时只是出于叛逆的好奇,或者从绝望中找寻希望的火种而已。那时候,台湾岛内还处于恐怖的戒严状态下,与中共政权誓不两立的局面。在中国国民党看来,这种由万恶共匪印製的简体书,其祸害和危险不逊于洪水猛兽。姑且不论从政大国关中心友善流出的複印本,所有进出台湾大学周边的影印店準备捧回简体书的人,他们的行蹤都会自主地变得诡异起来。夸张地说,当他们感恩地付了书款,将複印的书本珍重地揣着怀里,才刚走出影印店,这时暖风却乍然吹来,店前转角植栽的树影只是轻摇了几下,都足以让他们产生恐怖的错觉,以为警备总部和调查局的干员这回真的冲上来抓人了。

换句话说,我那时在东京购得简体版禁书,终究只能留在东京的寒舍里自读,这样一来,我不得不日日夜夜尽快通读和熟悉全书,否则就得详细笔记。我只能说,如果你不信邪,试图想把它们带回台湾团聚的话,那近乎是一种自杀行为。我曾经在东方书店里,目睹过这进退维谷的情景。我从口音上判断,一位来自台湾的大学教授,显然不知道这方面的规定,他先是喜不自禁地在书店里仔细选书,一看到中意的简体书,就取下抱在怀里,没多久,成堆的简体书就满怀到快遮住他的视线了。最后,他把那堆图书送到了柜檯结帐,并嘱言请店家把这些书籍邮寄到台湾。结果,男店员用和缓的口气对他说:「依照台湾政府的规定,不得邮寄大陆简体书,就算从日本邮寄也会被台湾海关查扣的。」这段对话吸引了我的注意,我好奇地转身看去,那位中年男教授露出沮丧的神情,不知如何是好。后来,我看见他拎着装在提袋里的简体书走出书店,脚步似乎变得沉重,少了刚进书店时的雀跃之情。至于,他后来是如何处理那批珍爱的书籍,我自然不得而知,只能祝福他和爱书一路平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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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也曾有过带书闯关失败的经历。1987年夏天,我初次返回台湾探亲,心情格外亢奋。一方面是因为我购得的简体书已有相当数量了,我打算先运回部分图书,免得以后在台湾没书可参考。前日夜晚,我就发挥着运毒者谨小慎微的特质,将马恩全集中的马克思《资本论》(五卷本),用衣服妥善包裹,塞在大行李袋的底层。我决定碰碰运气,祈祷运气之神这次多予眷顾。

飞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以后,我从行李转盘上领回这件重要的行李。然而,就在通过查验柜檯的时候,海关官员可能看出行李的底层有点怪异,便伸手探进又摸又找似的,没几分钟,他似乎摸出什幺端倪来了,眼神严峻直问我:「里面装着什幺东西?」我照实回答:「只是书籍而已」。这招无法过关,他执意要我交出书来,我心想大事不妙了,可又没有脱困的策略,只好硬着头皮全数拿出来。官员翻阅了几页,问我这书做什幺用途?我说,纯属个人研究之用。他说,「这是禁书,不能研究!如果你执意带它进来,我就请警备总部的人过来。」众所周知,在那个年代,一旦被警备总部的人员盯上,灾难就成了不可数的量词了。平凡如我,当然不敢与其正面冲突,于是连忙地请示那位官员,希望他为我提示指路明灯。说来,他真是个善良的官员,没有藉机刁难或陷害我,他建议我把这套书寄存海关,下次带回东京。我明智地依照指示办理,很感谢他的友善协助,感恩他对于读书人的护持。

或许,出于我叛逆的书瘾性格作祟,亦可说我的侥倖心理尚未死去。一次,常往来于日本商务的二哥,回台湾之前,前来阿佐谷的陋室探望我。猛然间,我发现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的书影,竟然欢快地掠过我了的脑际。而且,这套《资本论》似乎向我透露,二哥应该可以把它们平安带回台北。于是,我把这项神圣的任务交由二哥执行。果然,这次运书真的成功了。我分析其中原因,可能是二哥商务人士的身分,海关官员认为,台湾的商人是不读资本论的,没有严格查验行李物品,二哥才顺利出关的。也正因为这样,之后我们兄弟才有机会讨论《资本论》的诸种问题。

现在,我由于写作上的需要,时常得翻动书堆,不意看到那些当年见证过我读书生活的旧书,我心里非常高兴。其中,有小林多喜二的《防雪林》中译本(1982年,山西人民出版社)以及日本现代戏剧选《他的妹妹》中译本(1987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)。每次翻阅这些日本文学的中译本,这些与我多次迁徙仍留驻在书房的旧书,我总能受到文字的温度和力量,它们永远超乎政治意识型态的界限。中国诗人北岛用「游历,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」自况流亡海外的心境,说得极为传神。那幺对我而言,「中文,是我用来表现深刻思想的道路之一」。它与台语写作同样重要,自始至终没有尊卑高低的差别,就看你的笔锋是否常带着感情,深刻的思想能否浸润读者的心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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